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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萃】《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的异化观点与的萌芽

归档日期:11-05       文本归类:本在于政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马克思1844年2月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文章有两篇,一篇是1843年秋为批判青年黑格尔派鲍威尔而作的《论犹太人问题》,另一篇是1843年底为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和国家哲学而写成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在这两篇文章中,马克思以宗教批判为棱镜,批判地审查了黑格尔的法哲学和政治哲学,初步呈现了宗教异化、政治异化、财产异化的问题,也处理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关系。

  马克思1844年2月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文章有两篇,一篇是1843年秋为批判青年黑格尔派鲍威尔而作的《论犹太人问题》,另一篇是1843年底为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和国家哲学而写成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在这两篇文章中,马克思以宗教批判为棱镜,批判地审查了黑格尔的法哲学和政治哲学,初步呈现了宗教异化、政治异化、财产异化的问题,也处理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关系。

  在《德法年鉴》的两篇文章中,马克思的“异化”观点初步显露出来,具体体现在宗教对人的异化、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分下的政治异化和财产异化。

  马克思认为,宗教活动是人的自我意识异化的产物,宗教神学的羁绊与人的自在自为的自我意识形成尖锐的对立,即是说,“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马克思揭露了宗教的虚幻本质,宗教异化的本质在于人的本质的异化,并且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国家中,宗教异化必然与政治异化相关联。或者说,政治异化是宗教异化的基础,但宗教异化又不仅仅是政治异化的问题。

  作为一个宗教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国家,德国的封建君主政权历来把宗教当作维护自己统治的精神支柱。因而宗教上的异化,必然呈现出德国封建统治下政治异化的事实。马克思认为,德国现状是旧制度的公开完成,这种旧制度表现为君主制统治下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异化。然而,德国制度的悲剧性不仅在于旧制度下人的异化,而且在于德国人民对旧制度的维护。因此,为了防止政治异化的悲剧,就要对现存的制度进行批判,要从现实的生活出发,使哲学成为现实,并从现实出发去消灭德国的国家哲学。于是,不同于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把目光聚焦到市民社会中去探寻消灭政治异化的根源,试图由此让僵化的制度跳起舞来。

  经济活动在当时已经成为马克思关注现代社会的根本问题。只有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德国才能超越现状而提出新的批判逻辑。德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英法等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无论如何它也不能一个筋斗就越过自身的障碍。德国必须首先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才能走向现代国家,赶上世界历史的潮流。然而作为维护私有财产的思辨哲学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它们置现实于不顾。它们维护的是现有贵族的私有财产,而不是市民社会中个人的私有财产。它们把国家置于市民社会的优先地位,践行着“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信条。而德国的财产异化的表现就在于,它维护了封建等级制的私有财产,却忽略了市民社会中普罗大众的利己主义的交换需要。

  我们已经知道,德国的宗教异化、政治异化和财产异化与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密不可分。因而,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也就意味着对同它相联系的现实的批判,所以我们有必要在此辨析黑格尔思辨的法哲学的实质,进而梳理黑格尔法哲学关于宗教、政治及私有财产的观点,以便厘清异化产生的根源。

  黑格尔努力调和宗教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国家与宗教并不冲突,并且能够在互惠互利的状态下和谐共存。事实上,在黑格尔那里,艺术、宗教和哲学是绝对精神在发展阶段中依次经历的不同层次,所以宗教与哲学在黑格尔那里是有调和的。由此可见,黑格尔采取了一种宗教国家观的理念,把唯心主义的精神前提作为国家理念,在精神层面上对现存国家制度进行维护,他的纯逻辑的绝对理念就变成了一种泛神论的逻辑。

  黑格尔力图为理性国家作辩护和论证,因而他也对君主制度进行了若干批评。然而,归根结底,对这些决议进行最后之决断环节的权力仍托付于君主的高贵地位。

  黑格尔盛赞君主立宪制,他认为君主立宪制在自身中实现了绝对精神,是最好的宪政制度。在黑格尔那里,无论君主制还是民主制都不是一切国家制度的本质,只有君主立宪制可以克服所有社会矛盾,把各等级统一为有机整体,从而达到现实性与合理性的统一。

  黑格尔是在将私有财产作为市民社会的一个环节的角度来进行阐述的,通过“市民社会”这个中介,我们才能更加清晰地认识私有财产异化的根源。黑格尔认为,等级十分重要,因为通过等级制,个人的私利才能与普遍物,即国家联系起来。这就说明,归根结底,黑格尔仍是在维护君主制,维护贵族的私有财产。此外,尽管私有财产是在市民社会中实现的,但黑格尔认为,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不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市民社会必须以国家为前提。所以,尽管黑格尔将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分离,但他保守的政治观念使得他在伦理观念上又实现了两者的辩证统一,因而使政治国家成为私有财产和私人利益的附属物。

  为了克服人在宗教、政治及私有财产上的三重异化,马克思批判地指出了黑格尔法哲学的局限性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局限性,并提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命题。在此思想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形成了从政治解放到人的解放的思路;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者的转变;着重考察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并将其作为政治解放的主体。

  马克思认为,宗教问题不仅仅是宗教意义上的问题,而且是世俗意义上的问题。马克思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批判地阐明了宗教与人的关系,他认为,是人产生了宗教,而不是宗教产生了人。因此,宗教是人的关系的颠倒反映,宗教异化就是人的异化的结果。在马克思看来,宗教批判的实质不仅在于人的宗教性的解放,而且在于使人从那个异化世界——即政治异化中解放出来,而政治解放的根源在于人的解放。因此,只有在世俗意义上实现政治解放,从而实现人类解放,才能使人从异化的宗教关系中解脱出来。而人的解放不同于政治解放的地方,就在于它把人变成了“类存在物”,成为现实的自由平等的个体。

  马克思并不否认政治解放的进步性,但在他看来,资产阶级的政治批判具有局限性,它只是资产阶级自身的改良和建设。马克思的解放思路在于,当市民社会本身解放了以后,市民社会与政治共同体融为一体,市民社会成员自己立法,自己遵守。由此,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由一个外在于它的国家来对它进行统治,此时,人也就实现了真正的解放。在论述市民社会时,马克思结合了一个关键概念,即私有财产。他认为,私有财产是一种人权,这种人权构成市民社会的基础,而私有财产的异化将会产生无产阶级。当无产阶级要求解放时,就要把原本属于社会普遍物的私有财产进行神圣的还原。所以马克思寻求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政治解放,它将成为德国人解放的心脏。这代表着马克思思想的萌芽。

  在《导言》中,马克思指出,德国现实的阶级和政治处境尚未达到政治解放的条件,德国还未形成一批“既有钱又有文化知识”的中间阶级以实现整个社会的解放。既然市民社会的一部分成员即资产阶级无法担起革命的重担,那么德国社会的革命就必然要由另一个阶级来担任,这一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它将成为政治解放的主体。这是因为,无产阶级既是一无所有的阶级,又是充满希望的阶级。

  无产阶级之“无”在于它没有生产资料。无产阶级的“一无所有”代表了社会的普遍利益,是社会普遍不公正的代表,所以它要成为政治主体,团结起来以在市民社会中争取权力,获得利益。所以,无产阶级的“无”也是一种“有”,它意图以现在的“一无所有”去夺取整个社会的“共有”。到那时,社会财产将不是被个别人占有,而是为社会所有人共有。所以,从将来看,无产阶级不但是市民社会阶级,而且还是领导阶级,它能够作为政治解放的主体,引导社会革命,从而实现人的真正解放。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初步完成了对黑格尔国家哲学的批判,实现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者的转化,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历史唯物主义核心命题的提出,则促使马克思转向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深入分析,并形成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一重要论著。从马克思《德法年鉴》时期有关宗教异化、政治异化和财产异化,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有关异化的四个方面的系统论述,标志着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异化批判理论的形成。尽管异化理论并非是马克思的成熟理论,但却是通往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可或缺的必经阶段。由此,马克思将工人阶级,即“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作为未来革命的主体,并肩负着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的伟大使命。由此可见,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的政治批判思想已经出现了异化思想和思想的萌芽,从而为其后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原题《异化的初现与的萌芽——马克思〈德法年鉴〉时期的政治批判思想》,《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贾伟/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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