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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甲午战争:究竟怎样的失败(代开篇词)

归档日期:12-15       文本归类:避战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在历史教科书上,对于甲午战争北洋水师的覆灭是这样叙述的“(黄海海战)北洋舰队虽受损失,但主力尚存,还可继续作战。李鸿章为了保存实力,命令北洋舰队躲入威海卫港内,不许巡海迎敌。……丁汝昌主动请求歼敌,李鸿章下令不准出战,‘如违令出战,虽胜亦罪’。北洋舰队爱国官兵多次打退敌人进攻,但终难挽回败局。日军占领威海卫,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这应该是对于北洋水师战败的“常识”性描述。李鸿章真采取过这个被称为“避战保船”的策略吗?这个策略是北洋水师覆灭的原因吗?本期重读就重读甲午战争的这个细节。

  120年前,中日甲午战争开始。看似庞然大物的清代中国,在与一向被蔑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的较量中一败涂地。在付出了割让台湾,赔款2亿多两白银的代价后,沦为新晋列强日本登上国际舞台的垫脚石……

  此后的120年间,反思这场战争,找出失败原因一直是中国人日复一日的孜孜以求的目标。一个又一个疑问一直困扰着中国人:为什么经历了洋务运动的中国输给了明治维新的日本?中国庞大的国力为何没能体现在战争中?这个问题可以用制度解释吗?可以用文明特征来解释吗?可以用“劣根性”来解释吗?如果可以,答案是什么?如果不能,答案又是什么?此后中国历史上接连发生的戊戌变法、清末立宪、辛亥革命、大革命、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直至国共内战,中共建政后的种种选择,无疑不可被看成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尝试。

  这样的提问背后无疑先承认了这样一个前提:甲午战争,清朝失败了,日本胜利了。

  正是甲午的战胜,让日本踏上了成为列强的第一级台阶。从中国挖掘到的第一桶金,确实让日本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而借助之后日俄战争、一战的连续成功,日本仔20世纪初成为世界前列的强国。也是同时,日本也向着军国主义的方向飞速滑坠。武力侵略,快速扩张,最终成为二战轴心国集团的重要成员,在挨了两颗之后成为二战战败国,至今还背负着这耻辱的罪名。而这一切的起点,也还是甲午战争。

  一直以来,论者在提及甲午战争的时候,都着眼于造成胜负的战争双方的“异”。但,无论是中国人的疑问,以及紧接着的大半个世纪的动荡和曲折;还是日本的胜利,以及之后快速冲高后的被打回原形,其背后,都隐隐影藏这相似的东西。

  战前的中国和日本,各自完成了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这是在中古时代与世界其他部分交通悬绝而自成一体的东亚社会,在遭遇到近代以来世界各部分间越来越紧密的联系之后,面对这西方文明的冲击时产生的相通的应激反应。而在反应本后,是本质上与现代化的冲突和紧张。

  同处东亚文明圈的中日两国都是被西方拖进现代化洪流的,在洪流中的挣扎,既反应出双方的不同,又隐隐体现着两者相似的困境,并一直影响到今天。这就是我们今年系列专题重读甲午将带着大家一步步探究的内容。

  李鸿章“保船制敌”的方针是在1894年8月29日即甲午开战后一个多月时提出的。此时清廷不满丁汝昌所率北洋水师开战后的无所作为,命令遴选将才代替丁汝昌,为此,李鸿章所回奏折中提出“惟现在密筹彼此情势,海军战守得失,不得不求保船制敌之方。”

  为何会有这一战略,李鸿章如实道出了北洋水师的战力实情:北洋海军可用者只镇远、定远铁甲船2艘,为日舰所不及。“然质重行缓,吃水过深不能入海汉内港”。其次则是济远、经远、来远3艘巡洋舰,“有水线甲、穹甲,而行驶不速。”,再次则是致远、靖远2艘巡洋舰,“前定造时,号称1点钟18海里,近因行用日久,仅十五六海里。”总之,北洋水师的主力舰特点是老和慢。而对手日本海军“可用者共21艘,中有9艘自光绪十五年后分年购造,最快者每点钟行23海里,次亦20海里上下”,特点就是新和快。

  对此李鸿章也和盘托出他的预测:因为“海上交战,能否趋避,应以船行之迟速为准,速率快者,胜则易于追逐,败亦便于引避,若迟速悬殊,则利钝立判”故“海上交锋,恐非胜算”

  因此,李鸿章提出了“保船制敌”之策:惟不必定与拼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倭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与争锋……盖今日海军力量,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按照这一设想,北洋舰队更多需要担负起战略威慑的作用。保持其存在时刻给日舰队造成压力是这一战略的核心思想。

  但战况的发展并未按照这一思路走下去。与这一战略相矛盾的是,甲午开战后,李鸿章一改自己提出的“不必定与拼击”,而一再命令北洋水师主动出击。

  1894年7月22日李鸿章电令丁汝昌“日方公使大鸟迫韩逐叶军,恐叶军危困,添队难登岸,汝须统大队船往牙山一带海面巡护,如倭先开炮,我不得不应。祈相机酌办。”是命令丁汝昌为叶志超的部队护航,不惜与日军开打。

  丰岛海战后,李鸿章又命令丁汝昌“统带铁甲各船,驰赴朝鲜洋面,相机迎击”。奉此命令,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丁汝昌舰队曾三次赴朝鲜洋面巡游。

  从战争开始直至黄海海战前李鸿章致丁汝昌的一系列电文看,李鸿章一再命令北洋海军“出海巡游”、“相机攻敌”,对日本海军实施“迎击”、“截击”。在此时期内李鸿章绝没有让北洋舰队“避战保船”,而是自己放弃了“不必定与拼击”的战略,一再令水师主动出击。

  黄海海战北洋水师受到重创,李鸿章却并未改变指挥海军出击的思路。而违背了他的思路,决定避战的,是实际指挥舰队的水师提督丁汝昌。

  9月23日晨,日舰驶至威海附近侦察,被炮台发现后击退。李鸿章即电旅顺基地,指示丁汝昌“须设法预备支持,即不能远出,须傍口外游巡,使彼知我非束手也”。次日再电丁汝昌、龚照玙,明确要求务必于10日内修好伤势较轻的“平远”、“广丙”、“济远”、“靖远”4舰,在威、旅附近游巡。

  9月28日,李鸿章又令丁汝昌“督催修理各船早竣,以后专在北洋各要口巡击,倭犹有忌惮也。”

  在日军登陆前的20多天,李鸿章指示丁汝昌:“师船速修,择其可用者,常派出口外,靠山巡查,略张声势。雷艇应往小平岛及附近旅口各处梭巡,均勿违误”,之后,又命令“定、镇、靖、济、平、丙6船,必须漏夜修竣,早日出海游弋”,而更责问丁汝昌“现船全数伏匿,将欲何为?”

  1894年10月9日,李鸿章又电丁汝昌:“水师六船,何日出巡?须往来旅、湾之间。俾彼大队运船俏有牵制。”

  日军在大连登陆时,李鸿章电令丁汝昌:“现有民船百余只装运日兵,并兵船三只,向大孤山一带前来,势甚吃紧,大孤山距威不远,希酌带数船,驰往游巡,探明贼踪,以壮陆军声援”。

  旅顺失守后,北洋舰队枯守威海卫,至此,李鸿章虽不再命令舰队出海巡战,而是改为和陆上炮台配合守卫威海。但在威海力不能支的阶段,李鸿章再次命令舰队出海,拼死突围。

  1895年1月23日,李鸿章电丁汝昌“若水师至力不能支时,不如出海拚战,即战不胜,或能留铁舰等退往烟台。”

  在日军进攻下,鹿角嘴、赵北嘴炮台丢失,北洋舰队处境已十分危急。李鸿章还电告丁汝昌:“万一刘岛不保,能挟数舰冲出,或烟台、或吴淞,勿被倭全灭,稍赎重愆”。

  威海南北岸炮台全部丢失后,李鸿章知水师“万不能保”,还电寄烟台:“令丁同马格录等带船乘黑夜冲出,向南往吴淞,但可保铁舰,余船或损或沉,不至被盗”。

  可以说直到北洋水师覆灭前的最后一刻,李鸿章还寄望于舰队能拼死一战突围而出。

  李鸿章积极要求舰队出战,而实际上,让舰队保守港口,对于出海作战兴趣阙如的,正是直接指挥舰队的水师提督丁汝昌。

  丁汝昌认为,北洋海军的整体实力本较日本舰队相差悬殊,经黄海一战又折损近三分之一,现伤舰尚未修竣,全队出动固不可能,即部分舰艇出巡亦属冒险。

  当日军在旅顺登陆时,受命出击日军登陆点的丁汝昌在出发前复电李鸿章,告知当晚即率6舰2艇赴旅顺、大连湾,再探剿大孤山一带。又说,据英船探称,日军带有10余艘鱼雷艇,必以此拼我铁、快各舰。所以他表示:“此行遇敌,惟有督率将士尽力死拼,第船少械亏,胜负非所敢计,伏乞鉴谅”,但次日行至大连湾东北河即折回旅顺电告李:“我力过单前去吃亏无益。现回旅赶配定、镇起锚机”。

  直至威海保卫战到最后,在李鸿章力战突围的命令下,丁汝昌回应给李鸿章的电报中说:“海军如败,万无退烟(台)之理,惟有船没人尽而已。旨屡催出口决战,惟出则陆军将士心寒,大局更难设想”,直接下了困守至死的决心。

  那么可以说原因都在舰队指挥官丁汝昌消极避战,不敢与日军做拼死一战上吗?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丁汝昌懦弱避战吗?实际情况是,真正掌握着舰队实际情况的丁汝昌没有任何选择:黄海海战之后的北洋水师再也没有恢复战斗力,带着这样的舰队出战只有送死。

  1894年9月18日,即海战后的第二天,李鸿章去电指示丁汝昌:“各船损伤处,赶紧入坞修理,防日船复扰。”但汉纳根报告说:“我军船只,加工修理三十五日,方可再战。”

  龚照屿在查验各舰伤情后上报李鸿章:“镇远、定远各伤千余处,余船伤亦甚多,事机在急,必得添匠齐同赶修”。

  但对于受伤主力舰的修理一拖再拖。9月底,丁汝昌致函负责后路转运事宜的盛宣怀信中说:“查此四舰,固在日夜赶修,但靖、济两艘备炮钢底钢圈皆已破损,无能复用,平远请领之炸弹迄未接到,广丙速射炮弹现在只有六十发。钳制敌军,本为吾侪素责,倘遭遇敌队,速力难及,不惟夺我士气,抑且增彼声威,殊非计之得也。军器不完不备,岂可滥事交绥哉?我海军力原较敌方单薄,鹿岛(黄海)之役复失四舰、废一舰,现在勉强差堪战斗者,仅定、镇、济、靖、来、平六艘而已。平远速力迟钝,修理工程非至十月(西历11月)中旬不能完竣,各舰炮身多被破损,军器弹药何时可到尚不能预知,心中焦灼之至。苟以补充不足,再失一、二舰,不其更损国威耶。”

  因此,丁汝昌虽有“俟全舰修理完成之后,无论舰数多寡,强弱如何,一举力战,以身许国,至舰人俱亡,昌尽其责而后已”的觉悟,但“全舰修理完成”迟迟不能完成使他没有更多的选择。

  10月15日,丁汝昌在强大的压力下终于同意率舰队出巡,但特别说明:“各船伤重且多,星夜加工修理,都未完备”。三天后,他率舰队离开旅顺前往威海,此时距黄海海战结束已整整一个月。一个月后的北洋水师舰只还处在“各船伤重且多”的状态中。

  更重要的是,丁汝昌请领之“靖远”、“济远”两舰大炮钢底钢圈及“平远”舰所需260毫米口径炮弹国内均不能生产,需向国外订购,何时乃至能否买到还是未知数;“广丙”舰原属广东,其速射炮所需炮弹经李鸿章电询粤省有无存储,久无回信。这基本已经决定了北洋水师的舰艇不可能修复了。

  “镇远”铁甲舰尚未完全修复,又于11月14日晨进入威海港时发生了触礁事故。海军及水雷营潜水人员连日下水探查,又将灌入舱内的海水抽干,再用百余根木桩分撑夹底各门,方于18日驶至港内深水处抛锚,后发现舱下有伤8处。抢修40余日后于1895年1月5日因天气寒冷被迫停工,尚有3处伤口没有修补。“镇远”已不能出海作战。

  和军舰无法维修相比,军心的崩溃更使得北洋水师不堪一战。据当时在“定远”舰差遣的原“广甲”管轮卢毓英记述,北洋海军在旅顺基地修舰期间,“诸君皆以虎口余生,每以公余日驰逐于酒阵歌场,红飞绿舞,虽陶情荡魄,亦触目惊心。谁无父母,孰无妻子,寄身炮弹之中,判生死于呼吸,人孰无情,谁能遣此,所以作醉生梦死之态者,亦知身非金石,何可日困愁城?不得不假借外物,庶有以遏制此方寸地也”。如此醉生梦死的放纵,正是军心崩溃的表现。

  修不好的军舰和崩溃的军心,让丁汝昌在面对李鸿章一次次“出战“的命令时,只能交出白卷。

  北洋水师的主力舰均来自外购。购买当时最先进的军舰成军的北洋舰队一举成为亚洲排名第一的海上力量。但光有先进的军舰并不代表就是强军,没有支撑舰队的整个工业、军事体系,再先进的舰队也不过是只能一次性使用的耗材而已。这就是北洋舰队的实质。

  北洋海军在装备维修保养方面本无严格的制度加以规范,平时即得过且过,舰船应修而不修,部件该换而不换。及至战事吃紧,已无暇全面检修,不仅各种隐患没有及时消除,甚至连起码的备用配件亦付诸阙如。结果一经战阵,舰上各种配件“坏无以换,缺无以添”。“东沟之役,因零件损伤,炮即停放者不少。”尤其是“致远”、“靖远”两舰水密门橡胶封条年久破烂,导致“致远”“中炮不多时,立即沉没。”海上激战之际,舰炮因零件损伤而无法使用的后果难以估量,而“致远”因水密门橡胶封条失修以致中炮后迅速沉没则实属损失惨重。

  北洋海军维修舰艇的船坞有二:一是旅顺口石船坞,主要负责维修保养铁甲舰、巡洋舰及练习舰并制配舰上器械;二是大沽木船坞,负责修理吃水较浅的中等以下船只兼接济旅顺船坞购料雇工等事。

  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参战的12艘军舰除被击沉击毁4艘及自毁1艘外,其余均不同程度受伤,其中“来远”、“镇远”、“定远”伤势最重,“靖远”次之,“平远”、“济远”、“广丙”又次之。而负责旅顺基地维修的船坞总办龚照屿在查验各舰伤情后上报李鸿章:“事机在急,必得添匠齐同赶修”,就已经说明旅顺基地工匠已经不够使用,并未做好战时维修保障的准备。

  而更令人咋舌的是,从他处添调的工匠居然是盛宣怀根据李鸿章的指示,立即与大沽船坞、唐山铁路公司及开平煤矿等处协调,拨借旅顺船坞所需的修船工匠。9月23日,首先从唐山调拨的10名工匠到达塘沽,随机器匠头梁和登上“富平”轮前往旅顺。此轮尚未启航,龚照屿又来电说,还需加派艺精工匠四、五十名;另据汉纳根说,旅顺须添工匠200名。盛宣怀随后再调钳匠、铜匠、锅炉匠45名,由匠头孙锦芳带领至塘沽登“承平”轮,于27日启程赴旅顺。

  专业的海军舰船的维修居然调用铁路和煤矿的“工匠”,大清海军的后勤维修水平究竟是什么样我们可见一斑了。这样的工匠自然无法指望能修好严重损坏的军舰。

  “定远”副管驾李鼎新指出:“船坞工匠太劣,工程太松,料件不周,致各船多有损坏,不能修理。”“靖远”号船械三副郑祖彝也说:“料件不足,工匠无多,且皆下等,平时修船每以料无工缺为辞,及至战后修船,因料无则附会修补,因工缺则时日迟延”。可见战后北洋水师军舰维修的真实水平。而就是这样水平的工匠,北洋水师也没有能多加利用。

  梁和及其带领的10名钳匠到旅顺后不数日,龚照屿因不同意付给他们已在天津得到承诺的高于平时的工钱,竟将他们全部辞去,而且由于同样的原因,还准备将后去的工匠也一并遣回。

  盛宣怀为此急电龚照屿晓以利害:“虎钳匠十名已回,又闻尊处因锅匠、铜匠工贵,又要撤回。现在严旨催修,奉帅(李鸿章)谕,切勿惜小费贻误大事。倭船,千余工匠,不日修好,即来围攻船坞。若不认真赶修,船与坞恐难保全。乞公速将两铁舰择要赶修,多添工匠为要。”后来龚照屿虽未再辞工匠,但他作为船坞总办对抢修伤舰的态度,已对维修工作产生相当不利的影响。

  官方如此态度,工匠自然出工不出力,据回到唐山的工匠说:“船坞修工均不上紧,非得傅相(李鸿章)严行派人督催,海军不能计日出海”。而这些有限的工人,也没有能持续维修。在仅仅一个月之后的11月6日,日军攻占金州,大连湾、旅顺危在旦夕。龚照屿电告李鸿章:“旅局员司走避一空,工匠亦已寥寥”。他本人也随后逃往烟台。次日,日军占领大连湾,丁汝昌当晚率舰队从旅顺撤往威海。此时,旅顺船坞已停工,而“定远”、“镇远”的起锚机尚未配妥,“来远”只修一半。“镇远”铁甲舰尚未完全修复,又于11月14日晨进入威海港时发生了触礁事故。北洋水师直到困守威海卫,依旧是尚未修好黄海海战旧伤口的残破面容。

  另一方面,由于整个工业体系的薄弱,北洋军舰上使用的关键零部件不能国产,导致一旦受损,尚需去国外购买。 “靖远”、“济远”两舰受损的大炮钢底钢圈及“平远”舰所需260毫米口径炮弹国内均不能生产,需向国外订购,何时乃至能否买到还是未知数。丁汝昌不免有涸澈之鲋之感。

  相比之下,日本舰队在海战中没有军舰沉毁,黄海海战结束后(18日凌晨)日本舰队驶抵位于朝鲜大东河口的小乳纛角临时锚地停泊。次日正午,修理船元山丸从渔隐洞锚地赶来,随即投入到对受伤各舰的紧急抢修。除受伤较重的“松岛”、“赤城”、“比睿”、“西京丸”4舰已开回国内大修,轻伤各舰则由维修船“元山丸”在临时锚地应急修理,至22日夜,仅用不到5天的时间,小乳纛角临时锚地的各舰基本修复,23日早晨5时,日本舰队本队及第二游击队等舰即驶离锚地,开赴海洋岛附近海域巡弋,日本舰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即恢复战力,不禁令人叹为观止。返回日本修理的军舰,西京丸10月19日归队,赤城10月25日归队,松岛11月5日归队,比睿11月14日归队,从海战爆发到修复归队,日军军舰均不超过两个月的时间。虽然日舰受伤较少较轻,但如此高的效率,已经令此后的海上争夺胜负已分。

  北洋海军最终株守威海军港直至全军覆没而未能作出其他选择,原因固然很多,但军舰残破不全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客观因素。而造成这个客观因素的,正是清朝相当于无的工业和军事后勤体系,无法支撑起一只工业化国家才养得起的舰队。一个没有成熟工业体系,也没有完备的近代军事后勤体系的军队,再有先进的武器,也逃不脱一次性消耗品的命运。真正的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一战就已消耗光,之后存在的,只是一支苟延残喘徒有其表的空壳舰队罢了。

  以此言之,所谓“避战保船”不过是后人眼中一个可以用来归罪于“奸臣”的遮羞布而已,其背后是霄壤之别的清日两国两军的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的差距。作为一次消耗品的北洋水师在黄海海战后已不可能出现在海战中,也就无所谓“避战”,本无可战,又从何避起?没有一个完整军事工业体系支撑的北洋水师,注定沦为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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